Focus｜小镇，工人，设计师

可持续时尚是一个灵活的生态系统，由人与物、服饰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一同构成，相互影响。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循环经济、材料创新、气候变化等宏观问题之时，往往在不经意间忽视了这个系统中最小单位的——同时也是最重要也最具能动性的——参与者。

不妨将目镜缩小，看一看以下四个故事：在四川小镇，当地妇女通过一件件手工编织的毛线织物，释放自己被长期忽视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江苏南通，退休绣娘与服装品牌合作，让独特的钩针工艺不被机械化的批量生产所埋没；在北京市郊，外来女工在设计师的帮助之下，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裁缝；在法国巴黎，来自非洲的移民经过服装设计培训之后，用自己的创意为社会底层群体发声。

这些实践或许能给可持续时尚带来一些新的维度：只有将行业内每一个行动者纳入其中，才有可能最终推动整个迷宫般复杂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小芳”的故事要追溯到2015年。艺术家胡尹萍回到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四川小镇，发现母亲尹三姐和镇上其他妇女正在用一种劣质毛线编织帽子。帽子被以低价收购，甚至卖不出去，这让她愤愤不平。

“我不想妈妈的时间被廉价收购。”于是胡尹萍编造了一家法国公司，说服大学室友充当四川总代理“小芳”，由她出面，提供优质的毛线材料，“哄骗”母亲将劳动所得卖给出价更合理的小芳。第二年，小芳收到了胡尹萍母亲寄来的100多顶帽子。

知道有这样的好事，镇上的其他阿姨也跃跃欲试，纷纷加入到这场织帽子挣生活的行列中。在北京，胡尹萍和小芳享受着每次拆快递的过程，她们总是能一眼认出尹三姐的手艺，有时是帽檐上一朵成熟的菜花，有时是街边的一只老鼠或是一条渡船。

“她的做工不一定是最好的，可她织的帽子总是那么生动，充满生活的细节。”胡尹萍说。

通过“小芳”项目，母亲尹三姐学会了使用微信和手机银行，还努力学说四川普通话。她也变得有自信了，会在快递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而不是丈夫的。镇上女性利用为各自家庭奔波之余的闲散时间，推举代表定价沟通，去指定地点领取材料，然后便是坐成一溜，指尖飞动地编织。这成了镇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小镇的经济结构。

曾经，从小镇走向城市，从美院走向市场，艺术仿佛一条深壑，隔断了母女间的了解。现在，躲在小芳背后的胡尹萍却借由这些织物走近了母亲，也慢慢拓展着一群小镇妇女生活的边界。

为了方便与社会机构合作，胡尹萍干脆创立了“胡小芳”品牌，借用现代公司的生产和交换逻辑，来订购阿姨们的毛线织品。同时，受训的艺术家思维也开始活络：帽子之外，阿姨们的织物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呢？

“法国尼斯海滩将举办一场盛大的比基尼节，现面向中国境内收购一批毛线比基尼”；“当家人面临危险时，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伤害，请基于‘安全感’织制”；“以自己家为单位，根据各自家庭特征，织制一面可以代表自己家庭的旗帜”……7年间，小芳公司统共发布了4张公告，每次都以“各位阿姨好，我们法国公司”开头提出要求。

阿姨们无心探究公告的正规与否，只是关心“是不是又要动脑筋了”“这次有没有涨价呀”，一边埋怨着，一边用手中的棒针和毛线编织出超越她们经验之外的广阔世界。

在收回的毛线制品中，有来自盆地妇女对于蔚蓝海岸的想象，有从电视剧里获得灵感的长枪短炮，有带着鲜明方言特色的“脏话冲击波”，也有被仿制得惟妙惟肖的寻常物件。当这些色彩鲜艳的织物脱离了基于实用和量产的商业逻辑，被安置到城市的展厅、辗转于艺术商店之中，它们经由背景讲述变成了一出现代语境下的温情故事和艺术实践。而艺术家真正的工作，则被隐匿在了这些缤纷的展品之后。

胡尹萍需要在隐藏自己的同时努力构建一个让人信服的真实公司，需要在阿姨们相互抄袭时用价格奖惩鼓励原创，也需要在她们面对命题天马行空时，适时引导她们去关注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

小芳公司，也就是胡尹萍工作室的几个员工，全都参与到阿姨的订货工作中，他们还会去镇上进行采访、调研。工作室每年为小芳项目的支出在60万元左右，仅靠艺术商店的铺货根本无法自给自足，艺术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另一个虚构身份——名为“乔小幻”的职业艺术家——用售卖商业雕塑作品的方式反哺“胡小芳”。

奖项真实，展陈和交易信息真实，“乔小幻”除了名字和学历，什么都是真的。她有着学院教育下的技术，顺应市场需求和大众审美的选择，甚至一间包装袋、修复处和货架齐全的仓库。这些雕塑，将会流向与当代艺术毫无交集的藏家群体，而他们间接滋养着胡尹萍的其他创作。

“艺术如果以市场为导向来做事，事实上是不对。可现在的生态往往并不能给超前的或是好的艺术家以生存空间。”胡尹萍幻想着有一天，“如果‘小芳’或者其他作品开始盈利了，那‘乔小幻’也就获得了自由。”

在这场“艺术家”的自我分裂之中，有基于朴素亲情迂回应对的胡小芳，也有面对不成熟艺术生态化身而成的乔小幻，更有自始至终，以事件迎接各种“遭遇”的胡尹萍，她们一起组成了如同佩索阿笔下异名作者般的“共谋团伙”。

尹三姐和小镇的阿姨们未必特殊，在这之下，是现代公司制度的运营，是城市对小镇劳动力的动员，是商业对艺术实践的反哺，但至少对于阿姨们来说，踏出方圆500米囿于家庭的生活圈，用一种自己熟悉的方式探知自身和世界的可能，就已经是不俗的力量。

福建泉州，是针织品牌swaying的设计师黄莎莎成长起来的城市，在那里她度过了服装加工厂盛行、渔民自己结网打渔的童年；南通海门，是退休工人王师傅生活了60多年的地方，依靠强大的轻纺历史，这里自80年代起就承接了大量服装外贸的生意。机器与手工，内需与外贸，时尚与针织，两代人在新的世纪有了交集的触点。

如果要拼凑黄莎莎童年记忆里的碎片，那一定会有运货卡车载满衣服来到院子里，阿姨们拿好板凳坐着剪线头的场景，也会有工厂里机器隆隆与布条撕拉交织的声音；作为海员家属的姑姑在家里教她编织渔网，来自北方的家庭教师身上穿着亲人手织的毛衣则让她感到羡慕。这些经历好像冥冥之中决定了她对针织的喜好。

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攻读面料和针织专业的几年中，黄莎莎学习最基础的机器操作，常常独自在工作室摆弄到凌晨。电脑横机的出现的确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对于设计师来说，手摇机才是设计织品的原理和基础。她曾试图购买一台手摇针织横机在家使用，但各地早已停产，最后还是在漳州的一家工厂中找到一台早已落灰的机器，工厂主面对突然的买主也有点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定价。

针织对黄莎莎的吸引力就来源于如同上帝之手般操控下理性的齐整——当密密麻麻的针排布成列，在人手的规划中向着应有的方向走线，最终变为和脑海中纹样一致的柔软制品，“你就会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当然，机器也会与人对抗，排针是否合理，纱线选择是否恰当，弹簧是否没有问题，密度又是否对了，即便一切就绪，也有可能无法成功。黄莎莎把这个过程当作是一种品性的修炼，急躁的人很难做得舒心。

而与之相对应的一种技艺，钩针，是直到现在也无法被机器所取代的，只能由人手工操作的编织方法。

钩针很考验编织者的想象力——能否将成衣或是图纸通过想象还原成细密的步骤——仅仅通过一根针、一条线和几种简单的针法，钩针可以变幻出许多自由的花型，甚至是立体的小物。钩针所具有的灵活性，和手工制品独有的温度，让黄莎莎在每一季的系列中都难以割舍。这种不齐整仿佛打破了理性，为Swaying创造出更多灵动的空间——黄莎莎和王师傅在此一拍即合。

王师傅退休之前在服装外贸公司工作，多年接触外贸单的经验，让她对于遥远国度的需求有了深入的了解：“欧美的订单大都不在意细微的差别，尺寸差不多就行了。日韩就不一样，具体到针数和排数，都错不得。”

说起钩针这门手艺，王师傅语气里总是掩饰不住的自信。“给个图样和尺寸，我就能给你做出来。”

早在学生时代，王师傅就开始接触钩针，她和同学一起跟着钩针师傅一边学习各种针法，一边接单赚钱。钩针所编织的织物遍布无数小环，透过钩子将线打成活节，充作一环，接着将钩子从环中传入，钩头钩线，就能慢慢组成一排穿线。在她的记忆里，自己最早的一件钩针作品是一块销往欧美国家的大台布，学员们各自钩花，最后由师傅拼接而成。

这个技术在她婚后在家带孩子的时候、工作之余闲暇的时候，以及退休后的时光，都成了“接点活压压手，多少挣点钱”的活计。

现在，已经退休的王师傅管理着7、80个同样退休的老姐妹，根据各人能力指派工作。“像莎莎的设计就比较特别，需要找熟手一起做才行。”她去过几次Swaying的秀场和活动，觉得“很好，很时尚”，终究觉得不是属于自己的场合，但却依然会为现场的观众钩织他们喜欢的手机套或是耳机套等小玩意。

对于黄莎莎来说，设计的过程是从材料开始的。从供应商那里挑选新一季的纱线提案，再将当下的情绪和对世界的思索融入创作。

这也让王师傅有了更多探索的可能性。最近系列里用到的曲珠纱，被王师傅“埋怨”很难勾线，每天从早上勾到下午，得休息好几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可是因为纱线内又加入了毛制的材料，让手感十分亲肤。

在黄莎莎看来，王师傅的可贵不仅仅在于她能够实现设计师构想的纹样，还在于她多年在服装行业积累的眼界和对于生产过程的理解。“她是一位职业女性”，正如同Swaying一直以来的设计理念，用针织表达一种现代女性温柔但坚毅的形象。

今年9月，可持续性时尚品牌“再造衣银行”的首店在上海虹口区的最新地标今潮8弄开业。店铺外树立着一个与人身等高的红色大箱，乍看之下与小区里的旧衣回收箱无异，而这却是再造衣银行一切的起点。

2010年，设计师张娜去到北京市郊一个叫作皮村的地方，入目的是摊落在地上、凌乱无章的成堆旧衣。这些普通人捐赠的衣物大都没能如衣主所愿去往贫困山区，而是经由当地一家NGO组织外来务工的妇女将其剪成长条，制成了拖把。

惊讶之余，张娜也看到了设计师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否能够将这些旧衣回收起来，改造成为新衣呢？

于是她开始培训当地的妇女，为她们购买器材，也教她们如何将旧衣回收、清洗、拆分，然后拼接成为新的面料。

于是就有了一条蓝色男士毛绒裤，摇身成为女士针织连衣裙的闪电状门襟；几件仍泛有霉点的旧衬衫，化身拖地礼裙。

能挣钱是许多妇女最初加入的主要动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们开始学习拼布，渐渐熟能生巧，一天能拼上3米长，张娜总是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按劳付酬。从制作拖把时每个月7、800元的收入，到现在几乎三倍的回报，这些女性获得了一门手艺和自食其力的成就感。

同旧衣打交道，有与不知名的过去不经而遇的浪漫，也有与特定时代缩影突然照面的熟悉。70年代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军衣，80年代是初迎开放的宽肩膀，90年代有如同迪斯科摇摆的闪片，新世纪后则是快时尚兴起，当然，还有永不缺席、来自母亲们的手织毛衣裤。

每一件旧衣都独一无二，这也让张娜的设计与制作永远处于依据材料不断调试的状态。“再造衣银行重要的是精神核心，因此风格反而得到了解放。”

渐渐地，开始有人找到张娜定制旧衣改造。经历离婚诉讼的女明星即便名利双收，也只能自己默默抗下生活中的艰辛；刚刚失去母亲的电视人，想把陪伴妈妈坎坷一生的衣服，披在自己的身上；总在“迁徙”中的一家三口，得到三件可以彼此相连又互相独立的斗篷。这些被旧衣承载着挥之不去的记忆和情感，通过再造衣的方式，获得某种新生。

每一次与随机面料的遭遇是令人兴奋的挑战，可即便在小作坊的范围内不至亏损，服装终究要走向可复制的流水线生产。

张娜的解决办法是公版设计，即依据设计师给出的模板，任何同一类型的衣服都可以经由裁剪拼装后批量生产，遵循了工厂化大流水的准则，却也同时保持了成品的独特性。

“就好比一条牛仔裤，通过我们的公版设计可以做成四个包，每一只都不一样，但在生产的过程中却不会给流程造成任何负担。”国内不少工厂开始联系到她，寄来成批的积压库存，解决浪费，也期待改变后的成品。

解决了量产问题，张娜还想走得更远，从原材料入手，真正延长旧物的生命周期。早在2016年，她就同壹基金合作，搭建以江浙一代及南方沿海地区塑料瓶和幽灵渔网回收再造的循环系统。通过再造衣银行的面料实验室，这些环境污染物现在已经转化成近千种不同的面料，这也为品牌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2016年末，张娜在上海张园举办了一场以“重生”为概念的大秀，模特们所穿着的都是基于旧衣再造“重生”的设计，再造衣银行也从此“重生”，从一个艺术项目转变成一个可持续时尚品牌。

从最初时尚界将其当作一种新的概念而接受，到现在几乎没有消费者会对旧衣而提出质疑，这之中，有随着时代进步人们思想所发生的转变，而再造衣银行在这十年间不断与各种机构的合作与对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也功不可没。

在张娜的店里几乎看不到与环保有关的字眼，尽管在外界看来，从原材料、制作生产方式到人员培训的方方面面，她几乎已经在整个服装体系的可持续面向中都尽力周到了，她依然觉得这些只是品牌的核心逻辑，对她来说，设计师的底气还是在设计本身。

“顾客可以为你的理念表示支持，但不可能持续买单。可如果他因为买下中意的衣服后回去扫码吊牌发现了量化的数据，清晰记录了这次购买节约的水、碳、天然气等资源，以及会被捐助公益机构的比例，这难道不是一次消费升级的体验吗？”

设计最终指向的都是人，不论是在定制的旧衣改造中得到心灵慰藉的人，通过再生材料与不具名的时代及他人相遇的消费者，还是经由学会拼布为自己挣得一份尊严的皮村妇女，他们都与借由旧衣再造，构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体系，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相互纠缠，化解过去，面对未来。

Kim Hou今年也才26岁，介绍起自己和工人合作的项目时侃侃而谈之余脸上还会带着腼腆的笑，很难让人相信，由她创立的About A Worker这个试图让时尚圈底层工人发声的服装品牌已经整整6年了。

6年前，Kim还是荷兰埃因霍温工业设计学院的大四学生，在纽约的一次实习经历让她体验到某种疯狂：“我在6个月的时间里做了4个系列，此外还有和购物中心之类合作的各种联名系列”。设计师的癫狂和人们对时尚消费的狂热是一体的，周围人对于品牌是如此痴迷，彰显财力、突出品味，甚至，只是出于合群的必要。

而Kim则在繁华之下看到深埋洋底那90%的冰山，那是时尚之都之外遍布世界各地的工厂，是无数参与到整个时尚体系但甚少被看到的成员，是行业内人们对于复杂现实的讳莫如深。

她想，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改变这个阶级化严重的行业，比如，让制衣工人们也拿起设计师的工具，表达他们的真实处境？

这个想法成为了Kim的毕业设计，也是About A Woker的第一个系列。她通过一位朋友，也是后来的合伙人Paul Boulenger找到法国巴黎圣丹尼斯的一座工厂，Mode Estime——此地的工人多是巴黎最底层的移民阶级，其中5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工人加入了Kim的第一个系列。

在6个月的时间里，Kim制定了一套“设计入门”的培训流程。首先是对工人们进行采访，了解他们是谁，经历过什么，是怎样的过往让他们来到法国进入时尚行业。然后，她给每个工人配备了一部相机，鼓励他们拍下工作内外的场景，并依据这些图像和自己的体验画出可以印在衣服上的图案。

一开始，工人们很不习惯突然的角色转换，对创造性的工作感到畏惧，他们甚至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幼儿园，被老师指导着涂鸦。可是，随着摄影、色彩理论、速写、面料等培训的进行，工人们开始慢慢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以及想要形成怎样的设计。

“设计入门”培训的最后一步，工人们需要依据之前的成果对服装进行解构和重构，改造的基础是名为“Bleu de travail”的蓝色工人服——法国工装的代表性服饰。

最终成型的系列给了Kim意料之外的惊喜，有人在前胸缝上交缠的辫穗，有人在裙摆上加上随风摇曳的绳带，有人将银色印花图案连成身体的曲线，有人则做出荷叶般的宽袖口。每一件设计似乎都在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

首次合作的5位工人中，2人来自阿尔及利亚，另外3人则分别来自塞内加尔、突尼斯和科摩罗群岛。他们代表了构成法国社会和时尚行业的重要组成，却是第一次被这个社会认真倾听。首个系列完成后，Kim在圣丹尼斯当地举办了一场表演，在展示工人们设计的质感同时，也让模特们充当信使，在现场为工人们发声。

经过圣丹尼斯系列后，About A Woker的理念得到传播，从此以后吸引了更多的合作邀约。特殊的文化背景给每一次合作都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挑战。

在威尼斯朱代卡岛上的一座女子监狱，女孩们不愿意讲述自己悲伤的过往，在狱警24小时的监视下，似乎只剩“囚犯”这一种身份。Kim让她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绘制下能代表自己个性的面具。想要隐匿的和展示的，都在这个狂欢节的象征中得到表达。

在法国服装品牌La Redoute的后勤部门，Kim见到了在这里负责打包和搬运的工人们。很多人从祖父母辈就在此工作，却从未有机会与同公司的创意部门相遇。比起一件实用的黄色安全背心，他们也渴望能和其他人一样穿上舒适又优雅的工作服。

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之一深圳，工人们赖以生存的工厂即将面临拆除，迎接新的规划，她们对这十几年间变化的感悟发展成为了10套充满创造力的墨绿色工作服。最让Kim感到惊喜的是，当每个人被要求单独制作两套设计时，每个人都开始互相帮助，使这个项目也成为了一次集体创作。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Kim创业的初衷，让行业内的不同群体进行对话，相互协作。

About A Woker很少宣传自己是一个品牌或是一家公司，而是更多地自我介绍为“社会实践与创意体系的实验室”，坚信设计是一种全球通行的语言，每个人都有机会用自己所创造的形状、颜色和质地来表达。

采用B2C和B2B两种模式，这个“实验室”现在已经可以做到盈利。Kim和她的团队会组织工作坊、进行课题研究，并为品牌及文化机构提供创意咨询。尽管90%的收入都来自于机构间的合作，About A Worker也还是推出了自己WRKR系列，以更为亲民的价格出售工人们的创意服饰。

6年过去了，About A Worker早已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化的理念表达，而是成为了一个集生产、零售、研究、展览于一体的自给自足的多元品牌。Kim还在试图建立起一个更大的关系网，并试图和曾经合作过的工人们保持联系，关注每一个参与者的可持续发展。

最近，参与最初圣丹尼斯系列的工人Misbahou辞去了他在Mode Estime工厂的工作，Kim帮助他成功入职了Veja鞋厂。在那里，Misbahou将作为一名修图师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撰文：卡桑

编辑：yidan ([e-mail])

设计：zzc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